引子：医药，造福还是报复

下午三点，股市收盘，周绮思离开证券公司，和“股友”们道别回家。2007年的股市牛气冲天，以前被套牢的钱都补了回来，还有些赚头，一想到女儿的“教育基金”能因此增加一点，她的心情就格外舒畅，走在路上脚步轻快，烧饭做家务手脚麻利。待到丈夫、女儿进门，已是扑鼻一阵饭菜香和家里熟悉的温暖气息。晚饭是一家人交流一天见闻和感受的时机，一边聊一边都吃得津津有味。饭后，夫妇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同时督促着女儿抓紧时间做功课、练习钢琴——这个周末，社区里还有一场为女儿举办的“快乐天空”演奏会呢，不用功练习要出洋相的！从叮叮咚咚的声音里听出女儿偷懒和心不在焉，周绮思板了脸，口气凶起来，女儿回过头，对着好脾气的爸爸扮鬼脸吐舌头。

这是上海市中心西南角一个普通家庭的寻常一天。瘦削、清秀的周绮思像多数人到中年的家庭主妇一样，两年前刚从单位办理提前退休，当了家里的全职“买汏烧”。

女儿的琴声里，丈夫蔡汉跃起身走进客厅一侧的储藏室。小小的储藏室被隔成两间，一间堆放着一箱箱药品，另一间很像医院的配剂室，有一只简易却也密封的配药箱，装着紫外线消毒灯管，还有一些其他器械。晚饭后，蔡汉跃已经打开紫外线灯开始消毒灭菌，现在他换白大褂，戴上口罩，取出一个大输液袋，将四五瓶药液和几支针剂按照一定顺序调配混合，配进袋内。前后十来分钟，蔡汉跃一直动作轻慢而娴熟，不用眼睛看，就能准确拿到需要的那一种药品，没有一个多余手势或动作。

如果我们走进蔡家主卧室，还能看到一些不同寻常之处。双人床几乎紧挨着卫生间，床旁立着一只能旋转360度的输液架。收拾、洗漱结束，周绮思静静躺在床上，蔡汉跃小心地把配制好的药液挂在架上，将长长的输液管接通妻子胸前的一个输液口。随后的八至九个小时里，2000毫升左右的药液，就将缓缓流入睡眠中的周绮思的静脉血管。早上，待她醒来时，营养液输注完毕，蔡汉跃再为她拔掉输液管，清洗输液口，封好导管。精神奕奕的周绮思又开始了忙忙碌碌的新一天。整个过程，很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未来世界的机器人或是外星人白天四处活动，夜晚回家，通过某种仪器或管道输注能量。

这是这个家庭的秘密。相处多年的邻居、股友们丝毫不觉得周绮思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她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吃喝，看见美食总是跃跃欲试，“垂涎欲滴”。只有家人和少数亲戚朋友、医生们才知道，那只是让嘴巴过过瘾，解解馋——22年前，周绮思就因急性肠坏死而被切除了全部小肠和一半结肠，是个地道的“无肠女”。所有吃下的食物只是在胃中粗粗消化之后穿肠而过，几乎没有吸收。从供给营养角度说，她完全可以不吃不喝，“不食人间烟火”。

真正支持着她生命的能量是那些漫漫长夜里注入她身体的人工营养液，这才是她的“饭”。这些药液也被称为“肠外营养”输液，包含了人体所需要的所有营养要素，从提供能量的脂肪乳和葡萄糖、合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以及基本的电解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应有尽有。与普通饭菜不同，这些通过静脉吸收的营养液必须在完全无菌的环境中“烹调”、在使用前配制，操作者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全神贯注，小心翼翼。一点点疏忽和细菌污染，都会危及输液者的生命和健康。在蔡家，周绮思负责为丈夫和孩子烧饭，而蔡汉跃则一手掌管她的“饭”，将近22年来，天天如此。

这是一个已被载入吉尼斯纪录的生命奇闻和医学奇迹。22年里，周绮思只靠着这些医学营养品生活着，近十多年来，除了定期检查检查身体外，甚至都没有因为生病进过一次医院。有趣的是，她的胖瘦和健康情况，要由为她配制营养液的丈夫来决定：如果他配制输液时多加一瓶脂肪乳，她就会因为体内养分过剩而胖起来，红光满面；如果发现她有点不适的征兆，他会根据观察到的情况请教中山医院的医生，在营养液里添加或减少某些成份。这两年，周绮思一直身体清瘦，不是因为蔡汉跃“贪恋”苗条，而是为了尽量减轻她的肝脏负担，在能够满足一般活动需要能量的前提下，他逐渐减少了一些输液量。

很多人不知道周绮思，却都记得当年“无肠女”的传奇。在她之前，世界上依靠人工营养输液存活最长的是一位加拿大护士。这一纪录在2007年已被周绮思打破。而且，以她的健康状况，这纪录恐怕还会在未来的很多年里被不断刷新。

更不可思议的是，周绮思竟然还能靠着这些肠外营养药品的支持，怀孕产子：16年前，她冒着风险生下了聪明活泼的女儿蔡惟，让自己成了一个完整的普通女人。女儿取名“惟”，因为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依靠医学营养提供能量孕育出的新生命。仅靠人工营养生活的“无肠女”生儿育女的消息，曾经轰动一时，是众多中外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这一家人接受过无数次采访和探望，以至于面对镜头和陌生的眼光时，都能泰然自若，不改本色。两岁时，蔡惟就曾随着父母一起出访瑞典，还受到王后接见。在那里，这个可爱的东方小姑娘有个新名字——“卡比宝贝”，被视为现代医药发明为人类带来的“奇迹”和见证。

当年的“卡比宝贝”如今已是一名高中生，还因为成绩优良被推荐进了重点中学。她像所有同龄孩子一样爱追星，喜欢“超女”，还喜欢像模像样地“篡改”歌词把流行歌曲唱得更好玩。她不觉得自己和同学们有什么不同，也早已习惯了母亲的每天输液“充电”。

22年多时间，每天1500至3000毫升输液量，粗略计算，周绮思的身体“喝”掉的营养液有近20吨。它们既“重”且“贵”。一瓶脂肪乳零售价格上百元，氨基酸、多种水溶性维生素、微量元素，每一种都要几十元。周绮思的一“餐”，花费要在二三百元左右。20年前，这些产品曾完全依赖进口，更是价格不菲。如果没有来自企业和社会的长期支持，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以这些药品维持生命。如果没有对于一个普通人生命发自内心的爱惜和尊重作支撑，一个企业也很难在20多年间、历经动荡变迁，仍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自己的药品，从无片刻犹豫和波折。

不过，我们并不打算计算投入产出，讲一个赚人眼泪的慈善故事。

“无肠女”的传奇，更多震动人们内心之处在于，她让我们蓦然发现：原来，人类还可以这样生存。

生活在二十世纪以降的人类，已经习惯了有抗生素、有止痛药、有无菌输液也有X光、CT机的社会环境，但对于医药的奥秘，我们所知、所想仍然甚少。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代医药发明、以及化学制药工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命运。

周绮思的生存带给了许多危重病人以希望和鼓励，让人意识到，一剂良药，甚至能够“起死回生”：如果没有人工合成的肠外营养输液支撑，周绮思的生命原本在21年前的那个早春、在新婚不到一年时戛然而止，往后中国社会翻天覆地般的巨变和年年花红莺唱，她都再也无法经历，更不会有做母亲的幸福和安乐生活，只留给亲人以残破和哀痛。

这些营养药品，出自于一位瑞典科学家的发明，他曾因此而连续三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1982年，作为一个新的药品类别，它们由一家新成立的中外合资制药企业引入中国。这些营养输液药品必须在严格无菌的安全条件下生产，这家企业也由此成为中国最早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药品生产管理规范（GMP）建立的一家药厂。

这就是本书的主角，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即使是在有6000多家药品生产厂的医药行业里，华瑞也并不是人人皆知的著名企业。对医药了解甚少的普通人，对于这个名字更多陌生。“无肠女”事件，算得上是它最“大众化”的一段新闻。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这是一家专注于临床营养药品的企业，绝大多数产品属于处方药，只与一小部分人群发生关系——主要用于住院手术和危重病人；它们甚至也不是什么重病患者和家属们期待着一针下去就能起死回生的那类特效治疗药，而是在很多年里——甚至直到今天，很容易被人们，包括医生所忽视的支持性的二线药物。

采访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华瑞。但这家亚洲最大临床营养药品生产企业，却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好的药厂，好药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凡对药品生产和医疗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比之口服剂，静脉输液是对于洁净、安全要求最高的一类药品。不论是药品中混入杂质、因灭菌不严格而让细菌有机可乘，或是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混药、投错料等差错，都会因为药液直接进入血液而产生严重后果。最近几年，中国的一系列严重药害事件，几乎一律发生在输液产品中。除了这些致人死命、无可掩盖的可怕事件外，通常，患者对于药物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和危害很难深入了解和感知。即便有所察觉，也不容易去查证。譬如，一小片落入药液的细小纤维或碎屑——可能源自生产者的毛发或衣服，也可能是橡胶瓶塞上掉落的微粒，凭肉眼直观甚至很难发现，可一旦进入完全封闭运行的血液循环系统，就有可能很快或在若干年后，成为堵塞某些重要部位毛细血管的“杀手”。

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来，中国人生病时更喜欢打针和静脉输液。而一旦走进药品生产行业，就会发现，药品生产安全和质量是多么值得担忧的一件事，其中风险最高的，正是使用者绝不可能打开来现场检查一番的输液药物。通常情况下，病患者只能完全听命于医生，处方上的药品是出自哪家药厂、它的质量如何，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是医生，对于不同药厂生产的同一药物之间的质量差别多大，又有多少把握呢？考虑到回扣现象的普遍存在，我们更要对此心存疑虑。幸好，大多数人一生中只有很少数时候需要打针、输液，每次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拿人生的总长度和人群总数来衡量，风险概率还不算太高。

但像“无肠女”周绮思这样长期依赖大剂量输液生活的人们来说，风险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只要她输入的产品存在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质量瑕疵，日积月累，都会积淀成祸患，对身体造成致命损伤。周绮思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最鲜活生动的方式，证明了一家制药企业二十多年来产品质量的过硬。

华瑞制药有限公司曾是列入中国和瑞典两国政府工业和科技合作协议的一个项目，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中外合资药厂之一。在制药行业内，它与中国大冢、西安杨森、上海施贵宝和苏州胶囊厂等合称“老五家”，还有人把它和前三家药品生产企业一起称为改革开放后医药行业的“四条洋狗”，用以对应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最早建立的四家西药厂，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重点建设的“四大家族”药厂。华瑞的引进，始于1978年，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完全同步，以致从谈判、建设到投产之初，有整整十年时间，经历艰厄曲折，甚至濒临破产清算的境地。作为跨国制药公司的一段“末梢神经”，九十年代以来席卷国际医药行业的制药公司并购浪潮，也曾深刻影响着它的生存发展。中国的药品管理机制变化、医疗体制改革进程、药品市场的起伏波动，更是每年每月都在改写着这样一家企业的前途命运。因此，我们更多是把它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药行业25年间跌宕演变的一部缩影，一个样本。

这家合资药厂为中国带来的，是一整套全新的药物品种。临床营养药物被视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医学发现之一。周绮思的得救，多少有些事出偶然，就因为她不幸患病、手术之时，不早不晚，恰巧赶上了华瑞的建立，有了大批量的“英脱利匹特”供应。我们很难知道，在此之前，曾有过多少危重病人或者消化道损伤、像她一样得了短肠综合症的患者，只能毫无生命尊严和乐趣地辗转于病榻上，或者在治疗之后再因营养不良而活生生地饿死。

华瑞也是最早建立医药代表队伍的少数几家药厂之一。出于产品销售的需要，他们成了临床营养支持和营养治疗领域学术研究的引导者、赞助者和普及教育者，大大促进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研究、应用发展水平的提高，以至于在中国的大小医院里谈论起医学营养，这家药厂已成了绕不过去的重要角色。

源自西方的医药代表制，在中国的土壤上生长了没几年，已发生基因变异，到了九十年代末，简直成了药品回扣、商业贿赂的代名词，是整个医药业的灰色利益链条中最暴露和最受指责的一环。他们留给大众的群体形象是西装革履、出手阔绰，带着一脸谦恭的笑容钉在医院里四下寻找机会，极尽能事地鼓动和利诱医生多用他所代表的厂家药品。他们为医生提供各种“服务”，从请客买单、报销费用、代订机票直到烧饭、打扫、照看孩子，讲解产品知识等倒在其次。这些代表的来源十分驳杂，有人甚至是全无一点医药知识的农民，只是在某家医院或药房里有“关系”、能说会道。他们要做的只是把某种药品的说明书和回扣标准交给医生，然后不时出现提醒医生使用，到月底时核对医生处方记录，用了多少量就提取多少费用。这样的回扣，在医药行业内称为“兑金”，已是工资菲薄的许多中国普通医生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采访华瑞之前，医药代表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外如此。常常听到有人说，某个医药代表受不住卖药过程中的自我道德谴责，因为“良心发现”而洗手不干。前些年民间还有（最黑、最暴利的职业）“除了劫道的，就是卖药的”说法。但对这家合资企业的深入打量，我们开始检讨对“医药代表”的固执偏见。毋宁说，这是一群不一样的销售者：他们几乎全都出身于医科或药科大学的相关专业，不少人曾是医生。他们生活得积极热情又健康自信，对人生有理想有规划，对客户有礼有节，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技巧，又十分职业化和善解人意。他们和医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向医生介绍产品信息、提供学术研究和临床处理方面的支持和建议，而不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华瑞曾经因为“销售操作不够灵活”而受损失，也曾在业绩压力下立场摇摆不定。为了完成销售任务，赢得好业绩，作为个体的医药代表恐怕难免也有不规范操作和不能摆上桌面的交易吧——只能猜测——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让人感到，这是有道德底线、有人格尊严和职业训练有素的一群人，他们追求进步、渴望成功和成就感，而不只是赚钱。

销售的职业能改变人的性格，不断的培训更能造就一个全新的人。在成为医药代表之后，除了上岗前例行的一至两周新代表培训，这些“卖药的”代表们还要定期接受从产品知识到拜访技巧、小型推广会操作、演讲与口才、销售管理等各方面能力的培训。一旦成长为主管、地区经理、大区经理，还会有相应的培训课程和时间。两年前，华瑞投资几十万元，请一家美国专业公司为公司的重要岗位建立了“胜任力模型”并广泛应用于人才选拔、培训、规划、评估，按照更科学、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设立培训课程，帮助营销人员建立职业台阶。总经理刘洪泉常说的话是：要把华瑞建成“华瑞大学”。

医药代表们的良好感觉，更来自于对自己所宣传产品的坚定信念。“我们有质量过硬的产品，有好的信念和职业化的做法，在客户面前说话就有信心。我相信我们在做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把好药和好的医疗理念介绍给医生，挽救生命，有益社会。”

“我们做的是很神圣的事。”

“卖药不光是生意，人命关天。在这个行业里做，没有道德规范、没有真正关爱生命的意识，是很可悲的事。”

在和超过30位曾在营销一线和管理岗位工作的雇员有过单独或集体的、或长或短的交谈之后，整理出的录音记录里不时可以发现这样的话。在医药销售行业里从业越久，                                                      越多有这样的表白。这不是面对大众的姿态，更多是工作心态的自然流露。他们多半都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或见闻：经由自己的推广介绍，帮助医生获得了临床营养产品的准确知识，使得某些疑难或危重病人的治疗和康复取得了良好效果，有时甚至只是偶然的举手之劳，却实实在在地救人一命。这种生死转换的个案，是对心灵最大的震撼和满足，让他们自觉地把自己和大众口中带着鄙夷的“药贩子”、“药虫子”区分开来，也是许多人在业绩压力中走下去的最大动力。据说，公司在招收医药代表时，也常常会提醒应聘者说：如果你只想赚大钱而来华瑞，就进错了地方。

华瑞的医药代表们也都爱把自己公司的产品推荐给生病的亲戚朋友家人使用，带着十分的自豪和自信。尤其是老员工，越对于行业内的产品情况了解得多，越会有这样的选择。销售服务部主管凌云刚建厂就进公司，她说自己有时接到投诉说产品质量有问题，“直觉反应就是‘会不会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因为一路走过来，了解公司的生产细节，对我们的产品质量非常有信心，有底气”。新疆地区高级经理高泽华的婆婆2006年11月因直肠癌做手术了，她专门关照医生用上全套的华瑞营养产品：“婆婆恢复很快。在病房里，我儿子还特别自豪地告诉别人‘这就是我妈妈卖的脂肪乳！我妈妈是卖药的。’哈哈……”

“不管医院给病人用的哪家公司的产品，但如果医生自己家人住院，肯定要用我们的产品！”滇渝大区经理吴晓这样说。

    几位销售主管和地区经理在渐渐熟悉起来之后，都这样关照我们：“如果你身边有人生病，不管是家人、朋友，记得一定要用质量有保证的品牌药！”

敢将自己卖的药用在自己或家人的身上，在一家药厂做了五年、十年医药销售之后仍然能大声说自己是“卖药的”，实在并不容易。如果我们把这份自豪自信放在国内医药行业竞争激烈、药害事故和腐败案件时有发生的背景下来看待，更会发现它的难能可贵。

中国政府对于医药市场的治理整顿和药价管制举措始于九十年代中期。到2007年，国家计委对进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报销目录药品总共发布了24次降价令，最高药价降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卫生部门大力推行药品招标和集中采购，试图用大批量购买压低药品进价，挤压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暴利，让国家医保基金和病人们少花点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药品生产管理GMP标准认证的门槛，一度曾将国内药厂总数从7000多家压缩到4000多家，以提高药品质量、减少恶性竞争。然而，忙活了十年之后，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布的一份医疗改革报告的结论竟然是：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而这，也正是老百姓们的感受。他们还和十年前一样呼喊着 “看病难看病贵”、“药价虚高”，疗效明确、价格低廉的传统治疗药，比如磺胺类抗生素SMZ、治疗腹泻的痢特灵等等，都因廉价而无法生存，从药店和医院里销声匿迹；根据新华社记者2007年春节前后从杭州市有影响的平价药房获得的信息，这样随着降价而失踪的“廉价老药”，在近3年时间内已超过3000种。代替它们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昂贵“新药”——绝大多数只是改头换面，换包装、改剂型，就有了不菲身价。不仅如此，原来只是个别地区、小药厂偶然才有的卖“假药”、“劣药”现象，也大有弥漫之势。

医药市场的混乱无序和祸害，在2006年集中爆发出来。前一年年底，哈尔滨先出了一件住院用去550万元的天价医药费案，它让以往所有高价药费的反映和新闻都成了“小巫见大巫”。这一匪夷所思的案子在半年后才公布处理结果：医院院长、书记等被撤职，个别当事医生被吊销从医资格。2006年4月，此事尚未平息，一种用于注射美容或隆胸手术的医用材料“奥美定”又因造成众多患者毁容或身体疼痛而被叫停。人们发现，“奥美定”申报之初就有专家反映这种材料具有神经毒性，但它竟然仅用了七个月时间就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部门的审批。据估计，从1999年到2005年，用这种看上去像一块融化过的黄油似的材料美容的人约有30万之多。到了5月份，“五一”长假才过到一半，广东爆出了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用工业溶剂二甘醇替代药用丙二醇生产亮菌甲素注射液，致使多名患者死亡的“毒药”案。“药害”一时间成了全国上下人人谈而变色的词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彻查”，结果查出该厂还有四种注射液使用了同样的假丙二醇。“齐二药”被罚款1982万元，吊销了药品生产许可，工厂倒闭，几百名工人因为失去收入来源跑到市政府门前高喊“我们是受害者”，静坐上访，那些注射过此药的受害人的索赔官司整个要价超过2000万元，拖到第二年夏天连续开庭数次，却因厂家、医院和患者对案件究竟属于“产品质量责任纠纷”还是“医疗损害赔偿”，受害者确切人数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等各执一辞而进展缓慢，直至2008年2月20日还在“补充审理”，尚未了结。2006年的“药害”灾祸并未止步于“齐二药”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安徽华源制药厂生产的克林霉素酸酯葡萄糖注射液“欣弗”又出了事。这一次是因为厂家在药品生产过程中擅自缩短灭菌时间、增加灭菌柜装量，导致药品中细菌含量超标，318万瓶不合格药品流向全国26个省市众多医院和乡村诊所，许多感冒发烧患者注射药物后发冷打颤，有10名患者因此死亡，是为“欣弗事件”。这一次，没有等到政府部门调查结束和司法机关处理，安徽华源药厂总经理裘祖贻就在种种压力之下自缢谢罪，表达他对于患者和职工的歉疚之心。

2006年的这几桩事故影响巨大，因为它既不是发生在偏僻乡村，也不是个别利欲熏心的愚昧之徒开设的地下加工厂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而是一律出在有几十年历史、通过了国家GMP认证的国有药厂，药品的包装上，都盖着象征安全的“国药准”字批号。“齐二药”生产的亮菌甲素，还是广东药品招标中该类药品规格中独家中标的产品。这样的致命药品，患者根本无从提防和分辨。

与这些可怕药害案件相伴的，是医药管理部门的“大地震”：执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十多年的原局长郑筱萸和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等人在2006年下半年的相继被“双规”和受审。其中，郑筱萸被指控受贿649万元，为某些企业获取新药注册批文开绿灯，同时“玩忽职守”，药品监管不力，最终在2007年7月被执行了死刑。有记者拍下了郑筱萸在法庭受审的场景，是这位当年的全国劳动模范、“铁腕”局长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在法庭宣判他死刑的一瞬间里，郑筱萸被定格下来的表情十分复杂，既似悲哀、不甘，又有些麻木。或许他已经明白，致他于死地的，不单单是那649万元钱物和“不明财产”——在近年受查处的省部级高官中，比他收受贿赂更多、而量刑为“死缓”以下者大有人在——更关键的是判决词中所说的，医药行业“事关国家和民生大计”、“社会影响恶劣”。药品市场混乱，药价过高，药害频发，药监部门一直是众夫所指的焦点，批准新药过滥、监管不力，赶上这样的当口，再有以权谋私的行径，郑筱萸实在难逃一死。

然而，处死一两个贪官容易，要建立一个高水准运行的药品生产、管理和监督机制，很难。

以“齐二药”的毒药案为例。仅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材料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些让人惊讶或深思的情节：向“齐二药”提供二甘醇的江苏泰兴人桂某只为赚取几千元差价就胆敢将工业材料当成药用原料，一家国有化工厂为牟蝇头小利便甘愿为他开具虚假票据证明；“齐二药”的采购员说，他根本看不懂质量检验报告书，也没有对材料供应商做过现场考察和检验；负责质量把关的该厂药品材料化验室主任“只读到初一，没什么化学知识”；主管生产和质量的副总经理敢把检验不合格的材料修改为“合格”，还说“公司有惯例”，目的是为了“赶生产”，据《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此人在法庭上直言“我们的GMP是花钱买来的”；在2005年广东省药品招标时，“齐二药”这个剂型的亮菌甲素才完成新药注册一个多月，没有开始批量生产，竟然也能成为独家中标产品。从价格上看，一支亮菌甲素，“齐二药”卖给商业公司的出厂价格是5元/支，它在广东医保药品招标时的中标价格则是34元/支，医院药房购进时是36元/支，等到患者凭处方拿药时，要付出的代价是46.1元/支。

安徽华源药厂的“欣弗”事件，事后公布的调查材料一样交代了涉案药品的购销价格情况：一支“欣弗”注射液，出厂价是2.2元，工厂方面赚取的利润约在0.3元到0.5元之间，而经过流通周转之后，卖给消费者的价格，却是38元左右！“欣弗”的同类药品全国有几十家生产，竞争激烈，价格逐年下降，工厂利润单薄，惟一能做的事，就是降低成本，甚至不惜改变生产工艺参数。《上海证券报》记者范军利在他的报道中还提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该厂刚刚扩建了一个欣弗生产车间，新招了二百多名工人，80%是内部职工子女，总经理裘祖贻的解释是，他要优先考虑为职工谋“福利”。

如果没有“出事”，“齐二药”和安徽华源原本不过是中国六千多家医药企业中最普通的两家，从生产规模、设备先进程度到生产药品品种、效益等方面看，都处在中上游，既不冒尖也决不算差。作为局外人，我们或许能够从这两个事件的公开调查结果和媒体报道中窥见制药行业的一部分真实现状：一群没有受过足够药品生产和GMP知识培训、因无知而无畏的操作者，一套花了巨大代价制定和实施却远没有得到自觉遵循的GMP规范，一种在激烈竞争下越来越重视销售手段而轻忽质量、为降低成本不惜低限投料或寻找廉价替代品的企业生态。如此运行的医药企业，“出事”几乎是必然，偶然性只在于，出在哪家、出的事有多大。

这是一个很难令人满意的现实。新华社记者们在2006年的相关报道中开始使用这样的词：“致命的药”。网络上则有人重提阿瑟·黑利多年前揭示美国医药业黑暗面的小说《毒药》。

压力之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在2007年初宣布实行一连串“新政”，除了大大放缓新药注册、对一些企业的药品重新审查之外，还要向一些企业派出“驻厂监督员”。广大百姓欣慰之余，却也将信将疑，拭目以待。

事实上，如果一家药品生产企业没有建立起尊重生命、质量至上的意识，没有将GMP视为药企“大法”的自觉，同时又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追求利润时，任何外在的监管都会被当成公关“应付”的对象，找到对策，让它流于形式。

 

25年前，按照WHO药品生产规范标准建立的华瑞，正是中国医药行业管理者花大力气引进的一个输液药品生产管理“样本”。在包括华瑞在内的所谓“老五家”合资药厂建成之前，对于西方国家已实行几十年的药品GMP，中国人只是耳闻。华瑞初建时，历尽曲折艰难，不光是因为缺钱少物资，更难在要在一个对GMP一无所知的国度里建设一家依照国际药品生产管理规范操作的无菌药厂，遭遇到的观念抵制、人员素质不足等困境。如果没有这样的一座活生生地运行着的药厂“实样”，人们很难理解，WHO、美国FDA或者欧盟的药品GMP文件中那些繁琐文字讲述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从建成之日起，华瑞就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制定、培训、推广中国GMP标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多年间，有数以万计的同行和医生参观过这家位于无锡马山的工厂；有关部门以它为基地举办过一系列GMP培训班。在市场竞争需要技术保密的新情况下，华瑞人一直有种以推动行业进步为乐事、舍我其谁的开放、自觉态度，颇值得赞赏。

华瑞也一直保持着在药品质量管理和GMP规范标准上的“样板”地位，逐渐成长和成熟：1988年和1990年两次通过瑞典卫生部的GMP认证；1999年通过中国GMP检查；2000年通过欧盟GMP认证，从2002年起，每两年都顺利通过欧盟新版GMP检查和复查。在国内制药行业不存在环境风险管理要求的时候，它已开始关注企业生产对于环境的要求和影响，早早通过了ISO14001国家认证和UKS国际认证。它的药品质量内控标准一直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在绝大多数制药企业还为实施1998版中国GMP改造提高了生产成本而抱怨时，华瑞已从1997年开始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申请，对华瑞免除药品生产最终环节检验，实施“参数放行”——GMP管理的更高级形式，在药品生产管理上最为先进的美国1987年起率先推行的新质量保证体系。他们的申请最终在2004年得到批准，它成了中国率先试行“参数放行”的两家先行企业之一，如今“试行”仍在进行中。

华瑞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惟一一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大容量输液产品的企业，从脂肪乳、水溶性维生素到氨基酸产品，都已列入外资集团的全球供货系统。

几乎每一个第一次走进华瑞的外方管理者都有着相近的惊讶和赞叹：“不可思议！在中国竟然有这样一家世界一流水平的药厂！”

“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好工厂，工厂的设备、生产管理和产品质量、层次，完全可以与欧洲、美国的任意一家制药厂相媲美。这正是华瑞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的工厂符合世界一流水平，而生产成本却是符合当地水平的成本。”华瑞的外方股东、费森尤斯卡比集团现任总裁雷纳·鲍勒（Rainer Baule）回忆他2001年初次访问华瑞工厂的印象时这样说。

而在曾任华瑞董事的原江苏省医药局局长毛季琳看来，华瑞的成功，还在于它启用和培训了一批中国的优秀管理人才。他们既了解中国的医药行业状况和运行体制，又在多年实践中深谙GMP管理的真谛，在质量上不做任何妥协，永远争取做到最好，已成了人人牢记的企业最高规则。在市场竞争压力之下，企业虽然也在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但在考察原料时，采购人员的信条并不是“最低价格”，而是“最好的产品，合理的价格”。质量部总监说他们是药品质量安全的责任人，生产部总监却告诉他的员工，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查出来的，我们才是保证药品安全的关键。

这样一家企业的故事，也许能够给未来中国的医药生产发展和行业趋向一点启示，从根源上减少“毒药”事件的发生。借用一位老制药工作者的话说，这个规模不算大却是扼着国计民生命脉的重要产业，已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太需要能够破解混乱和困境的“秘方”和“样板”了。

紧随着一连串药害案件，政府有关部门已在重新修订1998年版国家药品GMP标准，由国务院牵头、调动了14个政府部门的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也已酝酿多时。据说，前者的立足点将从以往的重视厂房、设备硬件变为更关注生产过程中的动态监控和软件管理；后者是否能够真正让百姓看上“平价”病又用上放心药，依然是个疑问。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在“药价虚高”、看不起病的叫声中过了10多年的中国老百姓，和利润增幅已连续多年下滑、从利润丰厚跌到在全国12大工业行业中列在倒数一二名的医药产业，都已经不起另一个“基本不成功”的20年。

对于生命，周绮思一点一点变得有些“贪心”。1986年因突发急性肠扭转病危时，她才新婚不到一年，只祈祷上天能让她活着走下手术台，能和爱人、父母再见上一面、说几句话；有了人工营养的支持，最初的几个月、几年，只希望能够离开病床、走出家门，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5年后，身体健康生活安定的她，奢望能像普通妻子那样为丈夫生个孩子；生了女儿，在产床上祈祷能够照顾孩子到她懂事、上小学；到今年9月，小蔡惟已经成了高中生，像每一个望子成龙的普通母亲一样，周绮思又悄悄地将自己的“生命理想”延伸到了女儿成年、读大学、工作。

为了庆祝她成为“依靠人工营养支持的最长寿的人”，2007年5月，华瑞公司特地为周绮思举办了一次“生日”庆祝会——从21年前依靠肠外营养获得“重生”那天算起。生日会上，在所有人的祝福声里，开朗爽快的周绮思流泪了，在获得了这么多年的帮助和支持之后，血脉里流动着营养液体的她，对华瑞，一直有种“娘家”的感觉。她的丈夫、温和小心的蔡汉跃则喝醉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对他道着“辛苦”和敬佩。只有“卡比宝贝”蔡惟，因为刚刚确定了被推荐进重点中学的消息，又得到了总经理伯伯赠送的一台IBM电脑，一直快乐地嬉笑着。这个很小就明白自己的生命来之不易、对于医药的了解远远多过普通孩子的女孩，有些腼腆地悄悄说，她希望自己长大之后，有了本事，能够为华瑞工作，“回报社会”。

周绮思也一直记得1994年访问瑞典时，脂肪乳的发明者惠特林教授对她说过的话。从获得重生开始，对惠特林教授说一声“感谢”，一直是她的心意。出乎意料的是，这位须发皆白的教授却反过来对她道谢，说：“我发明静脉营养药物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成就。你的生存，让静脉营养的应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惠特林教授已去世多年。周绮思却一直真切记得这句话。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至少，也能显示出人类医学发展所创造的生命奇迹。的确，那么多人为挽救她脆弱的生命出了力，难道不就是为了珍惜生命，希望她能够健康、快乐地生活吗？

感谢医药。因为良医和良药，许多在生死边界上挣扎徘徊过的生命竟能回来，从此人类寿命更长，对生命感悟更多。